人社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农村在外务工人数仅同比增长1%，增速仅为去年的一半。“民工荒”近年来频繁见诸报端，这一数据表明，接近2.8亿的农民工出现了总量增速的持续下滑，这再次引发社会热议：农民工不再是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蓄水池”，人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
劳动力开始有限供给
人社部7月底公开了对10省500村劳动力转移的监测数据。上半年，500村新增农民工29.4万人，同比仅增长1%。而接近2.8亿的农民工出现总量增速下滑并不是首次。
从2010年起，我国农民工的增速已连续4年出现下滑。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抽样调查结果，去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个、0.5个、1.5个和0.5个百分点。人社部原副部长杨志明早在今年2月就表示，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
近几年来，每年春节前后，是人员流动最大之时，招工难成为很多企业面临的“开年第一难题”。以苏州为例，苏州2015年二季度住宿餐饮业仍是主要缺工行业，缺工企业比重达80%。
农民工增速放缓供不应求，直接导致了用工成本的升高。2014年，我国农民工平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幅9.8%。而从2000年到2013年，我国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1.4%。
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发展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因人力成本的上升，也受到了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曾称，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明显，不仅高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达到了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珠三角、长三角更是达到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5%，甚至有个别企业家到美国办纺织厂，因为成本比在国内还低。
三个推手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小于需求，必然导致其工资的上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守海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力成本的上升受到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末，我国大陆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劳动力人口下降趋势加剧，人力成本持续上升不可避免。
复旦大学教授陆铭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也推高了人力成本。“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城市公共服务享有在不同户籍人口间的差异人为地推高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因而只有更高的工资才能留住农民工。”
陆铭的观点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的认同：长期在城市工作却没有城市户籍，享受不到作为市民的公共服务，用工资缴纳个税却不能领取社保。农村土地价格的上升、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这些都影响了农民工的劳动意愿。
工资提高使得人力成本被推高，但人力成本并不仅仅包含工资或是工资福利等的支出。所谓人力成本是指企业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生产、经营和提供劳务活动中，因使用劳动者而支付的所有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的总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就指出，“劳动力成本当中有一块是社会保障的提取，通常占我们工资总额的40%，这不是市场决定的，不能根据经济形势的好坏变动，是法定的，带有强制性，这就是制度成本。”在周其仁看来，制度成本较高也是人力成本上升的一个推手。
转型之机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削减，作为廉价劳动力“蓄水池”的农民工群体发生了变化。“因制度或政策导致的人力成本的增加，就应通过政策转变，应对这些新变化。”陆铭认为，应从制度层面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减少流动困难。
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导思想侧重为“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其背景就是农民工供给的变化，“希望能出来的农民工尽量转移出来”；同时“推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在城镇落户”，并提出明确的目标：到2020年，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也认为，从户籍制度上“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同等对待农民工”，让这个群体稳定下来，对未来有长远预期，这确实是政策要做的。
除了政策应对，丁守海认为，企业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要么退出市场，要么进行变革。“人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企业不得不通过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应对。从长期来看，这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人力成本上升通过倒逼机制促使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即第一、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升级，从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变。”丁守海说。
